【深圳商報訊】(記者 管亞東)“曹德旺捐股35億元,欠稅6.27億元;陳發樹承諾捐股83億元,擔心資產轉移補稅而未兌現。”昨天,市政協委員房濤提出,公益資產收益要征收企業所得稅,這種不論什麼雁過都要拔毛的現狀,給富人慈善投下了陰影。她建議,前海試點審批公益信托公司,預計全國信托潛在資金規模將超過500億元,這會讓中國慈善事業有大踏步發展。
   牛根生“信托”三年資金翻倍
   據瞭解,起源於英國的信托在其產生之初就被用於公益事業,在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後,已成為英美等國慈善行為的重要手段。比爾·蓋茨夫婦捐贈的400多億美元和沃倫·巴菲特捐贈的300多億美元都以設立公益信托的形式存在,並將信托收益全部投入比爾·蓋茨基金會在全球的慈善資助項目,打造了最經典的公益信托模式。
   房濤介紹說,由於在國內設立公益信托受阻,牛根生於2010年12月在香港將其名下的境外蒙牛股權資產全數轉讓給Hengxin信托,通過給受益人清單中的公益慈善組織撥款的方式開展公益慈善工作,信托的受益方包括老牛基金會及與其合作過的中國紅十字會、壹基金等公益慈善組織。當時信托的慈善資產僅十幾個億,現在總資產已經有40多個億。
   建立公益信托機制,是從制度層面解決社會慈善公益組織發展的資源困境瓶頸的一把鑰匙。公益信托可以廣開慈善資金來源渠道,以其政策靈活性、財富可控性等優勢解決股份、不動產等大額財產的捐贈難題,從制度上引導和發掘潛在的巨額財富轉變為公益慈善基金,可以動員社會多元力量參與解決社會問題,使經濟領域的資源通過慈善公益的方式流轉到社會建設領域,激發民間的活力和創造力,成為現代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潛在公益信托資金達500億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富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個人擁有的財富總量不斷增加,胡潤研究院在2012年3月的調查顯示,我國個人資產在600萬元(定義為不包括自住房產的可投資資產超過600萬元以上的人士)以上高凈值人群達270萬人,而中國公益信托潛在的資金規模總量將超過500億元。
   房濤表示,2001年通過的《信托法》對公益信托做了專項規定,確立了公益信托原則性的法律框架,但沒有出台具體的實施細則或者法律解釋,在操作上存在一些問題。其缺陷在於,由何部門承擔公益事業管理機構職責不明確,公益信托存在較高的監管風險,加之一事一批的審批方式,我國目前為成立像英國慈善委員會類似的公益慈善事業監管機構,相關部門不願意承擔公益事業管理機構的職責。
   其次是減免稅政策不明確。公益信托本質上是一種慈善捐贈,其信托財產和收益上的稅收優惠是各國稅法的一個慣例,雖然《信托法》鼓勵公益信托發展,但現行稅法對公益法人給予減免待遇,但對於公益信托卻沒有明確的減免稅政策,委托人的稅前抵扣和受托收益的免稅不能實施,這些都直接消減了公益信托的優勢,抑制了公益信托這一公益形式在實踐中的應用。
   第三是信托財產登記制度缺失,非資金公益信托受限。由於信托財產登記制度尚未建立,無法進行財產公示,保障交易安全,導致不動產、股權等信托難以有效設立。公益信托的財產僅限於資金,對慈善財產的多元化,特別是高端財富人群從事公益事業造成極大制約。
   “前海優勢”可試點公益信托公司
   房濤認為,從中央鼓勵創新適合治理體制和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的要求,以及《信托法》的明文鼓勵,成立公益信托公司來運營信托資產,一方面收入和資本利益用作慈善用途,另一方面富人或者企業捐贈委托,並不干擾金融市場正常秩序,作為先行先試的前海,既有政策又有創新的優勢,完全可以將這件事做起來。
   為此她提出三點建議:請銀監會支持在前海註冊公益信托公司,享受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相應的政策待遇。試點公益信托公司實行股份有限公司制,按照《信托法》有關規定接受金融主管部門的監管。試點期間,限批一至兩家試點公司。
   請民政部授權深圳市民政局組建公益信托咨詢委員會,承擔《信托法》規定的公益事業主管部門的監管職責。市民政局負責試點公益信托公司的受托人資格認定工作,併進行規範管理。
   允許深圳市利用特區立法權,在地方慈善立法中對公益信托進行專門規定。同時,由深圳市政府和有關部門制定《試點公益信托公司管理辦法》等公益信托配套實施細則。  (原標題:股票捐贈不再“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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